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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社评:山不转水转以色列应着眼长远安全

                            时间:2021-05-06 17:31:14 :中美前高官及商界北京聚论经贸“解结” | 浏览量:5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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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问)独家|少数民族人权保障,中西为何大不同?

                              中新社北京5月6日电 题:少数民族人权保障,中西为何大不同?

                              中新社记者 路梅


                            沈桂萍。受访者供图
                            沈桂萍。受访者供图

                              近段时间,西方污称新疆“强迫劳动”“种族灭绝”余波延绵。某些西方政客和媒体披上“捍卫人权”的外衣,不断抹黑中国,其实是利用了外国大众对中国历史变迁、民族融合、文化多元以及政策意图缺乏了解和认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沈桂萍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指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保障更加积极与全面。以下是访谈内容。

                              中新社记者:世界各国都有少数族群,区分方式和称呼或有所不同。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对相关身份认定的做法有何异同?

                              沈桂萍:在国际法层面有“少数族群”这一概念,主要指一个国家之内“种族或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少数人”以及土著民或原住民。欧美发达国家一般将语言文化共同体称作族群(ethnic group),中国称为民族。

                              当今世界大约有3000多个族群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移民在世界范围日益频繁的流动,族群多样性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比如英国以英格兰人为主,还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等少数族群;法国境内有高卢人、黑人、犹太人、穆斯林以及亚裔族群等。但欧美发达国家在法律层面不承认公民的族群身份,政府不对公民进行族群身份认定。

                              中国则是从国家法律和政策层面承认公民民族成份,每个中国公民身份证上都有民族成份信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9年,中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将语言、风俗习惯、传统生产方式等方面有着一致性的公民群体识别为56个民族。由于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人口相对较少,习惯上称作“少数民族”。

                            资料图:广西“壮族三月三 八桂嘉年华”现场。俞靖 摄
                            资料图:广西“壮族三月三 八桂嘉年华”现场。俞靖 摄

                              中新社记者:是否认定与标明公民的族群身份,是出于什么考虑?带给这些少数族群的影响又有何不同?

                              沈桂萍: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历史上有很多基于种族和文化上的歧视、迫害,比如对犹太人的迫害、对黑人的迫害,所以很多少数族群不愿意在公共生活中暴露自己的族群身份。由于没有族群身份的法律认定,很多欧美国家也不可能针对少数族群社会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人权保护,更不可能在法律上保障这些少数族群的文化权利,带给少数族群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少数族群文化迅速衰亡。比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除了绝大多数说法语外,还有布列塔人等少数族群,但大革命后这些少数族群都统一使用“法兰西民族”称谓,久而久之,法国境内的不同族群逐渐“法兰西化”,也有人把这种不承认公民民族成份的做法称作“同化”。

                              在中国,与西方社会少数族群不愿意在公共生活中暴露自己的族群身份不同,中国55个少数民族,积极地以自己的民族身份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许多少数民族人大代表穿上本民族传统服饰,自豪地活跃在各级人大的政治生活中,行使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2010年前后,中国社会有些人主张学西方国家,废除公民民族成份登记办法,因为公民的民族身份,既是国家保障少数民族人权的依据,也可能是社会隐形歧视的来源。但这种废除公民民族成份的主张遭到少数民族人士的强烈反对。

                              中国少数民族公民以少数民族身份活跃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这一现象非常清楚地说明,中国少数民族不因自身的民族身份,遭遇社会不公正待遇,更没有遭遇到西方许多国家少数族群经历的种族歧视、种族迫害的历史经历。假如存在西方人所谓的“强迫维吾尔族劳动”、“种族灭绝”的问题,中国的少数民族一定会像今天的西方国家一样,都把自己的民族身份隐藏起来。

                            资料图:游人身着苗族服饰拍照留念。 杨华峰 摄
                            资料图:游人身着苗族服饰拍照留念。 杨华峰 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少数族群的人权保障,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有何不同?

                              沈桂萍:少数族群权利主要指个体公民权利和群体文化权利。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全面的、积极的少数族群权利保护政策。

                              西方自由主义的公民平等观认为,每个公民有平等参政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以及社会保障权。保护公民个体的公民权利,也就自然保护了族群的公民权利。因此,在西方绝大多数国家,虽然国内有多个族群,但国家法律体系强调公民个体权利保护,既没有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族群(民族)识别,确认族群成分,也没有涉及族群平等、族群文化保护发展的法律规定。

                              但是,少数族群公民受自身语言文化差异性制约,在实现个体公民权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比如一个阿拉伯裔英国公民,英语能力低,就业岗位有限,怎样保护这一群体实现法律规定的就业、参政、受教育等方面的公民权?英国从1965年通过的《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 Act)》开始,逐渐探索解决就业领域的少数族群歧视问题。随后欧洲多国也借鉴这种法律保护模式,旨在制止族群歧视,至于少数族群文化传承,则交给有能力的民间族群文化协会组织。

                              因此,西方国家口中喊出来的少数族群人权保护,实际上就是法律禁止歧视的人权保护,没有针对少数族群的具体困难,采取特殊政策提高少数族群社会政治地位和就业能力,更没有法律保护少数族群文化传承发展,而是采取文化自生自灭的政策。学者倾向于认为,这种人权保护模式,是一种消极的人权观。

                              中国对公民进行民族身份认定,是为了落实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权利,既包括个体公民权保护;也包括少数民族群体政治和文化权利保护,是一种全面的、积极的少数族群人权保护政策。比如中国根据民族人口分布、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建立了155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包括5个省级自治区,30个地市级自治州(盟),120个自治县(旗),还有1000多个民族乡。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自治地方行政长官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来担任。

                            资料图:充满民族风情的节目。凌楠 摄
                            资料图:充满民族风情的节目。凌楠 摄

                              中新社记者:您是否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上述少数民族政策在新疆是如何体现的?

                              沈桂萍: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目前有56个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发展程度高低、宗教信仰差异,新疆各族人民都依法享有相同权利,履行相同义务。在新疆,依照宪法与法律规定,各族公民直接选举县(市、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此基础上又选举出全国和自治区、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共有新疆代表60名,其中少数民族代表38名,占63.33%。第十二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共有代表550名,其中少数民族代表363名,占66%。

                              中国通过法律和政策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比如,新疆截至2016年年底有世界文化遗产2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5座、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3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58处,182家国有单位收藏保管可移动文物61.6万余件。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维吾尔族麦西热甫分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疆各民族均有代表性非遗项目列入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遗名录。

                            资料图: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介活动。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资料图: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介活动。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是如何落实的?

                              沈桂萍:由于西方国家没有少数族群识别,也就不可能用法律保护少数族群传承发展语言文字权利,而是任由民间族群社团传承语言文化,没有经济实力的少数族群就只能任由传统语言文化的衰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畲族等通用汉语文外,有18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其余民族有语言没有文字。国家帮助壮族、布依族、苗族、侗族、哈尼族、黎族等10个少数民族创制了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现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使用了80多种语言、28种文字。

                              在新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宪法规定体现在司法、行政、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社会公共事务等各方面。新疆现有13家出版社使用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六种语言文字出版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4种文字出版的新疆日报是中国使用文种最多的省级报刊。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现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5种语言的15套广播节目。新疆电视台现有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4种语言的12套电视节目,是全国播出频道、语种最多的省级电视台。

                            沈桂萍。受访者供图
                            沈桂萍。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中国建立了155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这些地方的各少数民族获得了怎样的发展?

                              沈桂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基于族群因素实施了区域自治,比如芬兰的奥兰自治省、意大利的5个自治区、西班牙的十几个自治区等等。由于自治,国家对这些地区缺乏强有力的政治、经济社会整合,造成这些地区与外部经济社会文化交融程度低,甚至某种脱节,往往导致自治地方与本国其他地区经济社会联动发展的脱节,容易滋生分离倾向。既有试图摆脱其他地区“包袱”分离出去的富裕的自治地方,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也有被现代社会“抛弃”的传统聚居地,比如美国约300处地处偏远地方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这通常是西方所谓高度自治衍生出的弊端。

                              中国建立的155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由于地理、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大部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国家采取了财政补贴、对口援助、精准扶贫、兴边富民、生态保护等多种措施,帮助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族同胞加快发展。比如西藏自治区1965年成立至今,西藏财政支出的94%以上来自中央财政拨款。新疆从1950年至2008年,中央政府在新疆的投资达3862.3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新疆总投资的25.7%。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1955年到2008年,中央政府给新疆的财政补助累计达3752.02亿元人民币。特别是2000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央政府给新疆的财政补助逐年增长,年均递增24.4%,2008年达685.6亿元人民币……至今这种财政扶持一直进行。

                              由于国家的大力扶持,过去几年来西藏、新疆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水桶到水管、从油灯到电灯、从走土路到油路的进步,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贫困问题,大踏步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完)

                            【编辑:孙静波】
                              衰老、临终、死亡是生命的必由之路。漫长的历史里,人们多是在家自然死亡。20世纪中期以降,医学对付疾病的能力不断增强,把身体问题交给医院成了人们的自然反应,面临绝症、衰老也要“穷尽一切手段”抢救。

                              鲁磨路是武汉一条汇集LiveHouse和各种酒吧的年轻文化聚集街道,这里曾经彻夜狂欢,充斥着各种喧嚣。“VOX乐迷群”则是这群混迹鲁磨路的年轻人的线上阵地,疫情发生后,这个群改名为“鲁磨路救援”,曾经畅谈乐队和理想的年轻人们转而投入到武汉线上救援行动,他们井然有序的组织能力和高效率的行动力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年轻力量。

                              上午8:30左右,第26号通告称,潜江优化调整市内交通管控、人员管理和复工复产措施。从3月11日10时起,除市域内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对外通道设立综合防控点外,撤除市域内所有内设交通管控点,恢复正常交通秩序。从3月12日8时起,逐步恢复市域内农村客运、公交客运、出租客运以及渡口码头(跨市域渡口除外)。

                              对于侯淅珉,高广滨说:侯淅珉同志政治素质好,党性观念强,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工作、处理问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工作思路清晰,重点突出,组织协调能力强,领导经验丰富,工作有魄力,推动工作力度大;经过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直、地市多岗位锻炼,视野开阔,善于学习钻研,创新意识比较强;勤勉敬业,敢于担当,事业心责任感强,性格沉稳、待人谦和,公道正派、朴实低调,团结同志,要求自己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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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I维持高位,PPI下行,后续是否有通胀或通缩的风险呢?徐奇渊表示,当前通胀和通缩的风险都不大。一方面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充足,生产秩序恢复之后,供给能够及时满足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缩的压力方面,情况较为复杂。油价冲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而且我国成品油存在40美元/桶的地板价规则,因此对我国PPI的影响较为有限。但是,如果疫情在全球持续扩散、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将可能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贸易、制造业投资和就业、收入预期等,进而削弱总需求、增加通缩压力。  福州市72例(鼓楼区2例、仓山区10例、晋安区11例、长乐区8例、闽侯县4例、连江县8例、罗源县1例、闽清县7例、永泰县2例、福清市16例、宁德市古田县1例、湖北省武汉市2例);  疫情发生后,武汉的这股潮湿氤氲的江湖气便开始变得生猛。灾难之下,是无数来自四面八方迅速汇集的力量,萤萤之光,亦可自成灯火。带着这份信念,在这场战疫中涌现了无数小人物,他们相信个体的力量,也坚信行动能带来改变。  市卫生健康委今日(11日)通报: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经定点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精心诊治和护理,专家组评估,认为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于今日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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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三十那天,因为疫情原因,汪勇接到公司停工的通知,于是一家人早早关了店门吃了年夜饭,晚上十点左右的时候,汪勇在朋友圈刷到一名来自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护士求助信息:“求助,我们这里限行了,没有公交车和地铁,回不了家,走回去要四个小时。”本来6点就发出的消息,至今没有人回应。汪勇心里记下了,辗转反侧之后决定接下这个任务,为了避免家人担心,他谎称公司临时加班。自此,快递员汪勇的救援行动开始了,从接送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上下班,为有需求的医护人员筹集餐食,到后来为了保障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筹集书籍和生活用品。只要有需要,汪勇都会冲上去。  再如抗诉案件,对第一次起诉工作而言可能是失败的,要么是案件质量有问题,要么是出庭质量不高。此类抗诉案件又占用一次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效率,和一次起诉结案的案件不可同日而语。  一方面,我们紧扣法条,查微析疑,系统分析论证被告人非法经营的野生“三有”动物属于刑法规定的“限制买卖物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家禁止生产、经营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出售、利用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提供狩猎证、进出口等合法来源证明,并到相关行政部门办理驯养证,持有专门的经营许可证,且驯养证及经营许可证均会限定野生“三有”动物的种类及数量。即便持证经营具有合法来源的野生“三有”动物,也只能在行政部门指定的固定场所销售。因此,我们锁定各被告人无任何证照经营无合法来源、未经检验检疫的野生“三有”动物确系违反规定,且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蔡女士告诉津云记者,她和大弟弟的一家5口、小弟1人,于2月下旬离开老家返回泉州企业准备复工。蔡女士被安排到另一家酒店接受医学观察,弟弟他们6人于23日凌晨被安排进欣佳酒店接受医学观察。原本到3月8日,弟弟他们6人即可结束医学观察离开酒店,结果7日晚上就发生了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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